1、什么是城市政治学？

城市政治学是政治学的一门分支学科，同时也是一门跨学科交叉的研究领域。城市政治学诞生于20世纪初欧美国家城市发展进入较高阶段、城市社会运动风起云涌、中产阶级推动民主政治改革如火如荼的时代。经过百余年对资本主义城市化过程中各种社会问题与政治现象的累积探究，这一学科逐渐形成。在总结资本主义城市化与各国城市发展、治理规律的基础上，城市政治学通过剖析复杂城市问题的成因，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并试图建构适应于城市社会形态的政治体系与治理模式。由于研究问题的复杂性，城市政治学需要多学科知识的运用，是典型的交叉学科，虽然在理论上主要归属于政治学，但同时也大量吸收借鉴了其他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并最终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与方法论。

城市政治学研究的重点围绕现代城市各种城市问题及其治理而展开。现代城市与古代城市抑或传统城市之间的区别主要在于工业化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城市空间结构与组织运行方式。也就是说，工业化导致了现代城市的形成。由于工业化是一个相当晚近的社会现象，因此城市政治学主要关注和研究的问题也是工业化之后的城市社会与政治问题。但这并不是说城市政治学不关心或不探讨漫长城市文明史中古代城市或传统城市的社会与政治问题，而是将主要关注和研究重点放在了传统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中困扰人类社会的城市政治与治理问题，尤其关注当下的城市发展困境。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为城市政治学是一门社会科学而不是历史学或哲学。诚如本章开篇所言，研究城市政治学的目的主要在于理解现实并回应当下现实问题。因此，从上述研究内容和研究取向可知，城市政治学是一门关注现实、强调“经世致用”的政治学分支学科。

从学科发展的比较视野来看，美国、英国非常重视城市政治学研究，中国的城市政治学发展则方兴未艾。1986年，在美国学者的推动下，鉴于城市政治问题在美国政治研究中的基础性和重要性地位，美国政治学会成立了城市与地方政治分委会（Section of Urban and Local Politics）并创办了相应的专业期刊《城市事务评论》。随着中国城市化发展的深入推进，中国已经从乡土社会大踏步转型为城市社会，一个城市中国已然形成。陈映芳教授早已指出，城市无论是对于国家主导的资本市场的形成，还是对于国家政治权力系统的强势重建，甚至是对于社会以及人们的价值规范与日常生活都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与英美等发达国家对标，在中国政治学会中成立并发展城市政治学分委会同样值得期待，而这一目标仍需更多努力与建设。近年来，中国社会学、城市规划学等学科发展迅猛，相应的专业学术组织如城市社会学、城市地理学、城市规划学等学会发展迅速。相比而言，城市政治学的专业学术组织和学术研究仍有进一步完善与提高的空间。

从研究内容尤其是研究的主要问题来看，城市政治学主要关注的是现实中的重大城市政治与治理问题，其研究议题主要沿着历史逻辑、政治逻辑与空间逻辑而展开。就历史逻辑而言，城市政治学关注城市发展史的大脉络，从历史深处洞察城市政治发展规律，深刻理解现代城市的政治运行。就政治逻辑而言，城市发展的政治经济学、城市政治制度与权力结构、地方政府职能与城市治理机制、城市与区域规划管理等重要议题为其核心内容，这些内容构成了城市政治学的主体研究框架。就空间逻辑而言，城市政治学关注单一城市，也关注城市区域，更关注全球城市体系，这些相关研究同样构成了当前城市政治学研究的前沿热点问题，并极大地丰富了城市政治学的交叉学科特色，让城市政治学的“空间”内涵更深刻、“城市”特色更鲜明。

因此，本书按照上述三重逻辑尝试建构基于国际视角与中国本位、理论联系实践、易于学习掌握、便于研究拓展的城市政治学理论体系。具体而言，本书将涉及如下重要内容：全球文明史中的城市、马克思主义城市政治理论、资本主义城市化及其不平衡发展、城市增长的政治经济学、城市权力与政体、城市与区域治理、城市规划与政策、全球化与城市政治、中国城市化与城市治理等。上述内容同样也是本书的篇章结构安排。

2、城市政治学的定位

与其他城市研究领域或相关学科进行的比较能够使我们对城市政治学的定位有更加深入的理解，同时也有助于廓清城市研究诸学科的异同，更好地把握城市政治学学科的核心要义。比较有利于我们界定和拓展城市政治学学科的内涵与外延，也有利于我们借鉴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进而丰富对城市政治学的理解。

第一，城市研究（urban studies）。作为一个综合性的交叉研究领域，城市研究比城市政治学关注的内容更为广泛，研究的内容也更为多样，其以问题为导向，关注住房、交通、移民、种族、不平等、文化、历史等与城市、民生息息相关的问题，研究议题多元，研究方法多样，涉及到地理学、建筑学、城市规划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学科。由于英国率先进入资本主义城市化进程，较早地开展了城市研究，相关学科比较完整，因此英国城市研究在世界上保持着领先地位，城市研究在英国、美国等发达国家中得到了长足发展。（改变了句子的逻辑顺序）

第二，城市科学（Urban Science）。鉴于城市问题的复杂性和重要性，城市科学作为一个交叉研究领域得到了许多自然科学家、工程师与社会科学研究者的关注。在中国，钱学森先生比较早地提出过建立和推动城市科学的设想，其认为城市科学是一个综合性的学科，需要多学科共同研究才能解决不断复杂化的现实问题。[④]最近，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城市研究相关团队也提出要构建城市科学，美国《科学》杂志发表了系列文章，讨论运用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工程学、计算机等专业来进行综合性分析以解决城市问题。[⑤]在讨论和研究城市政治学相关问题时，有必要从更大的视野来理解城市，了解城市科学的新进展，这对于立足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的城市政治学而言非常重要。与城市研究相比，城市科学虽然尚在发展，但两者学科交叉的特征和实质是相通的，同样是通过跨学科交叉来理解人类所面临的城市问题，但城市科学更加侧重于科学方法，包括工程技术方法。

第三，城市发展研究。城市发展研究同样是一个重要的交叉研究领域。地理学、城市规划、管理学、政治学、社会学都从各自的专业视角对这一重要问题开展过深入研究。随着全球的城市发展问题日益严峻，城市发展成为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密切关注与研究的社会与政策问题。针对全球的城市发展问题，联合国、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均有相关年度或持续的研究报告。在美国，由于城市化率较高，城市问题已经成为困扰美国社会、地方治理的重要问题，美国政府设立住房与城市发展部，将其作为一个重要的政府管理职能机构以处理城市发展问题。在中国，与之对应的是住房与城乡建设部，一方面强调住房在城市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也充分考虑中国自身的城乡二元结构特征，注重城乡统筹发展与建设。

第四，城市规划与管理。城市规划同样是一个由多学科交叉而逐渐形成的学科。城市规划学发端于英国，针对英国彼时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的诸多城市与社会问题，旨在通过法律、政策、管理与工程技术进行持续地化解。可以说，城市规划从诞生之日起就是一个以解决问题为己任的学科。由于城市问题的复杂性，城市规划学强调规划是一个持续的过程，通过持续地动态规划以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与宜居目标。城市规划是城市管理的众多政策工具之一。虽然学术界对城市管理(Urban Management)与城市治理(Urban Governance)的概念有不同的理解，但核心内容无外乎是从管理学、行政学等学科视角出发来研究城市问题。无论是城市规划，还是城市管理抑或城市治理，核心都是通过政府或公共组织来实现城市发展目标，解决城市发展中出现的各种问题。

显然，城市政治学与上述学科或研究领域存在着较大程度的交集，但城市政治学实并非上述学科或研究领域的子集，其是一个独立的、更具包容性和层次性的、具有实践导向和实用性的学科。正是基于上述定位，本书强调城市政治学理论的层次性与完整性，强调城市政治学的实践性与理论性的有机融合与统一，这是由本书开篇所言的城市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使命所决定的。与其他学科或领域相比较，城市政治学关注和研究的重点内容在于资本主义工业化和城市化以来的城市政治现象及其背后的政治经济根源，并尝试提出解决问题的路径或举措。因此，城市政治学的学科体系有三个层次，既探讨深层次的哲学价值问题，又探讨政治经济学原理问题，还探讨政策问题与治理问题。这三个层次互相关联，形成了有机统一的城市政治学的理论体系。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与城市政治学较为接近但侧重不同的是城市社会学。我们需要清晰地给出城市社会学与城市政治学之间的异同，以便于进一步明确城市政治学的学科定位。城市社会学是在社会学视角下研究城市社会问题，城市政治学是在政治学视角下研究城市政治问题，虽然理论与方法有所不同，但城市政治学和城市社会学在某些内容上有较强的相似性，存在着理论与方法的交叉或交集。城市社会学也探讨城市的政治现象、政治问题；同样，城市政治学也探讨城市社会现象、社会问题。由于当前社会科学各学科的深入融合，方法论层面呈现渐趋统一，城市社会学与城市政治学之间的区别更加模糊。城市政治学与城市社会学的不同之处在于城市政治学更多地聚焦城市权力结构分析、城市政治体制分析、城市政策过程分析。当然，尽管二者范式、视角和方法不太一样，但彼此相互借鉴更有利于各自学科进展。

此外，与城市经济学相比，城市政治学虽然也讨论城市经济问题，但主要侧重于政治经济问题与政治经济学视角。显然，城市经济学主要关注土地、房地产与住房问题，整体上侧重于微观视角分析。当前，国内外的城市经济学理论仍以西方新古典经济学为主流分析范式，整个理论体系建立在理性人假设的前提基础之上。因此，城市经济学在分析和研究城市经济问题时，与城市政治学关心的问题与研究的视角有较大的不同。后者更加注重从政治经济学，包括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视角来分析问题。由于城市政治现象与政治问题更加复杂，城市政治学很难像城市经济学那样来进行更加微观和细致的分析，但这并非意味着城市政治学排斥微观的分析视角。相反，只要能够有利于解释和解决城市问题，城市政治学的方法论是包容和多元的。

本书对上述城市研究各相关领域做出简要介绍的目的是通过对相关学科的比较，使得读者或专业研究者对城市政治学的定位有更加清晰的理解，从而形成更加清晰、能够拓展和交叉的结构性认知，以有助于最终建构一个全面的、综合性的、系统性的理论体系与认知架构。

3、城市政治学的形成与发展

城市政治学的源头是早期城市研究。在早期城市研究之中，关于城市政治方面的文本，散见于历史学家、文学家、建筑学家的描述和分析。早期城市研究中有关于理想城市（ideal city）、乌托邦社会，包括对意大利城市和市民社会兴起等方面的论述，都在相当程度上涉及了城市政治问题的讨论，他们把空想共产主义和美好理想社会的愿望与构想融入到“乌托邦”之中，也就是一个不存在的城邦社会与国家之中。英国著名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政治家托马斯·莫尔所著的《乌托邦》充满了对理想城邦国家、理想社会制度的构想和描写。另外一位空想共产主义先驱托马索·康帕内拉，他著名的作品《太阳城》曾经描述过他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生活。无论是《乌托邦》还是《太阳城》，在这些伟大的构想中，城市空间与社会空间融为一体，生动地反映了美好国家与社会的形态样貌，城市形态就是国家与形态的体现。我们不能忽视早期研究者们对城市政治和社会问题的思考，他们的著作是后来学者们研究城市问题的灵感源泉，启发着人们思考何为城市、何为政治这样更具根本性的问题。

一般来讲，我们把关于城市政治与治理问题的研究追溯到19世纪政治经济学领域对当时欧洲城市化问题的分析。当时一批思想巨擘如马克思、恩格斯、韦伯等关于城市问题的研究极大地拓展了分析的深度和广度。马克思、恩格斯关注的是资本主义工业化与城市化过程中的城乡分离、社会断裂与工人运动、工人阶级住房问题、贫民窟问题等，他们聚焦工业化、城市化，剖析城市社会问题所产生的深刻政治经济根源。马克思、恩格斯的城市研究对后世的城市社会学和城市政治学影响深远，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批判范式的城市研究。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城市研究并不是按照如今的学术规范或者说学院派的论文研究模式来撰写，但他们当时的着眼点乃是为了抨击资本主义制度、引起社会大众的觉醒，从学理上揭露资本主义城市化的深层逻辑，于是他们将批判集中于当时严重的城市社会分割与肮脏的资本主义城市。恩格斯在他的《英国工人阶级住房》一文中还清晰地记录了当时英国工人阶级在曼切斯特的悲惨生活，并描画了他们的住宅平面图和空间布局。马克思和恩格斯运用他们批判的笔，剖析、揭露、批判当时城市政治与社会中的丑恶、衰败、贫困等现象。与马克思、恩格斯的研究取向不同，韦伯则更加重视的是城市权力、官僚制、公民权等城市政治与行政问题，他关于城市权力的性质、结构和官僚制的研究成为了现代城市社会学、城市政治学诞生的源头之一。韦伯的研究直接影响了欧美城市政治学后来的发展趋势，构成了今日城市社会学、城市政治学研究的主要理论源泉。韦伯关于城市研究的论文被收录整理在名为《城市》的论文集中，在此书中，韦伯首次相对系统性地论述了城市政治与治理问题。韦伯的相关思想被罗伯特·帕克等学者引入到美国社会学研究之中，这就是后来城市社会研究中著名的芝加哥学派的学术理论源头，其关于城市空间生态与社区效应的理论分析一直影响至今，不断被后来学者引述和评析。

美国城市社会与政治研究在20世纪20-30年代取得了很大进展。随着美国的资本主义发展进入了较高的阶段，美国的城市问题也变得十分突出。1929年，美国爆发了世界性的金融经济大危机，这场“大萧条”加剧了城市社会矛盾。尽管当时美国已经成为了经济最发达的工业国家，GDP和它的世界影响力都与日俱增，但美国城市社会运动此起彼伏。与之相关的研究也就越来越多，这些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日后美国社会学和政治学的传统。由于美国城市社会问题凸显，社会矛盾加剧，一批记者和研究者深入美国城市的“田野”，研究美国城市问题的社会、政治根源，其中比较有名的是罗伯特·帕克、博吉斯、沃斯等人，他们对美国城市社会的研究不仅形成了闻名遐迩的芝加哥学派，同时还开辟了美国社会学、政治学研究的基础——重视实证、重视解决现实问题，这与欧洲大陆重视理论抽象和思辨的传统截然不同。罗伯特·帕克（Robert Park）曾到德国海德堡大学学习，他直接受教于韦伯，将韦伯关于城市的理论传播到了美国学术界。此外，韦伯的学生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后来开创了美国社会学的“帕森斯王朝”——同样也是城市社会问题研究中一位非常重要的学者。正是在这些人开辟的研究范式和取向之下，美国早期社会学、政治学研究十分注重对城市社会与政治问题的剖析，并没有严格的学科界限。他们在借鉴韦伯相关概念、理论的基础上通过分析美国城市问题，融入了他们自己的理论创造，从而形成了美国的城市研究学派、建构了影响世界的美国城市社会学、政治学基本范式。他们受到生态学宏观结构分析方法的启发，建构并形成了结构功能主义的分析范式，开启了对美国城市社会的记录、分析与理论建设工作——这一点对于中国学术界当前开展建设中国学派非常有启发：扎扎实实地做好基础工作，才能建构影响世界的理论大厦。当然，今天看来，运用生态学的方法来分析城市问题显得有些“幼稚”，但这种分析实乃一种从整体出发的、探索性的、直接体验式的、有着整体社会关怀的思考方式，对后续研究有着基础且持续地影响。并且，这种分析方法其实是非常“社会学”的，因为它把城市看成一个生态系统，这种生态系统显然相互关联，具有各种紧密联结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于是，这种结构性关系就是后来研究各种城市现象的基础，并且深深地烙进了地理特征与空间形态。

美国城市研究的芝加哥学派对中国的城市研究同样具有相当程度的影响力，尽管这种影响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战火连天的岁月中显得那么微弱，但当时的中国城市研究仍然能够显露出“美国色彩”。2011年，笔者受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去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访学，在哈佛大学图书馆的电子档案馆里，找到了一篇芝加哥大学博士论文，这是我看到的迄今为止最早的一篇研究中国城市问题的严肃学术作品。这篇论文写于1940年前后，运用实证研究的方法，比较了北京和上海的城市文化精神（Urbanism），作者提出20世纪30年代的北京是一个传统城市（原文为traditional city），而上海则是一个现代城市（原文为modern city）。换言之，作者认为北京的城市精神是中国传统的，但上海的城市精神则是“摩登的”（现代的）。或许，这篇文献很可能是上海“魔都”称呼来源的最早英文学术证据。当时，芝加哥大学著名学者路易斯·沃斯所开展的系列研究课题正是城市精神或者城市主义（Urbanism），他将城市与乡村的主要区别看作是生活方式的差异，“城市主义”或者翻译为“城市性”正是这种区别的理论概括。也许，正是在这种研究取向的影响下，这位“吴姓”作者运用这一理论分析了中国的两个最具代表性的城市，开创了中国城市研究的先河。尽管当时的中国还是一个“乡土中国”，但显然“城市中国”已在孕育之中。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美国社会矛盾再一次加剧，出现了新一轮的城市社会运动，这也推动了城市社会与政治研究的兴起，大量理论和研究涌现出来。当时，有400万黑人从美国南部农村地区迁移到工业化大城市，农村黑人入城后面临两个大问题：“肤色界限”和“玻璃天花板”。粗放式的城市蔓延策略也导致了城市贫困问题显化和加剧，“大量农村贫困人口流入城市的同时 各种就业机会却流向郊区 加大了贫困人口的就业难度 而政府的一些政策起了雪上加霜的作用。……在中心城市内 ‘贫民区化’现象严重”。由于黑人诉求长期得不到解决，加之在住房贷款、就业服务、社区治安等重要公共服务领域存在严重的种族歧视，导致美国城市社会空间逐渐出现割裂，而空间割裂正是爆发大规模城市骚乱的催化剂。20世纪60-70年代城市骚乱正是以种族冲突为主，叠加收入与住房问题。其背后的深层结构性根源是美国社会长期积累的系统性种族歧视问题与长期被忽视的城市空间政策。前者是美国建国之初就存在的历史顽疾，后者则是二战后美国决策层对于世界经济领导者地位的过于乐观而相对忽视国内种族问题尤其是城市空间治理问题而导致的。这次大规模城市骚乱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白人向郊区迁移以及城市中心区的衰落，这又进一步加剧了美国城市的种族隔离问题，空间隔离、贫困与族群认同的重叠进一步导致种族矛盾与冲突愈演愈烈，造成犯罪、种族与警察系统问题之间的恶性循环。随后，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黑人也开始向郊区迁移并形成新的、以居住区隔离为主要特征的“隔都”，对美国郊区乃至整个社会造成新挑战。这也是今日美国种族矛盾与冲突不时频发的深层次政策与治理根源之一。不仅美国城市社会运动突出，在欧洲各大城市，各种社会运动也同时爆发，尽管与美国在根源上有所不同，但这些社会运动推动了城市社会与政治问题的研究，城市社会学、城市政治学等学科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理论脉络和理论体系，一些著名学者的论述影响甚至超出了学术圈。例如，欧洲大陆的新马克思主义“三剑客”——法国哲学家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西班牙社会学家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英国社会地理学家大卫·哈维（David Harvey），他们的作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器对资本主义的空间过程加以深度剖析和学理批判。再如，美国社会学和媒体研究者莫洛奇（H·Molotch）和罗根（J·Logan）提出了增长机器理论，美国记者、社会活动家简·雅各布斯出版了她的名作《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这些研究对当时流行的城市规划进行了系统性批判。他们对欧美发达国家战后城市社会与政治问题的剖析奠定了城市政治学理论的核心，推动形成了城市政治学的理论体系。当然，我们完全有必要指出，美国耶鲁大学的政治学教授、美国政治学会前会长罗伯特·达尔关于美国城市权力问题的研究，其在吸收借鉴各派学者思想的基础上出版了他的名作《谁统治：美国城市中的民主和权力》，这本书可以说是当代美国城市政治学的奠基之作，此后美国城市政治学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并产生了世界性影响。达尔终身致力于研究美国民主问题，他所提出的社区权力结构分析、对美国民主制度运行基础的反思、纽黑文市百年历史变迁的田野研究成为后续城市政治学者不断回溯的经典研究。

美国城市政治问题一直以来都是美国政治学和社会学研究关注的焦点问题，有大量的学者对此进行研究，是美国政治学研究的主流。实际上，不只国际问题是美国政治研究的主流，地方政治与治理问题更是主流中的主流。为什么？因为美国是城市国家，美国学者的研究重心首先是国内问题，而后才是国际问题。美国对国际问题的研究是随着他自身实力的增长而逐渐形成的，但每当美国遭遇国际困境和挑战的时候，美国学者们便要回过头去关注美国社会自身的问题，寻找应对和改革的良方。这一结论，可以从美国最顶尖的学术杂志所关注的研究问题的国内国际比重中得到证明。当然，当国内社会矛盾加剧，城市问题凸显，社会冲突大规模爆发，城市社会学、城市政治学等学科研究往往又会再次兴起，从而引发新的关注、产生新的学说。20世纪80、90年代，美国城市政治研究走入了低谷，这与美国政治学研究潮流转向有关，也与它当时的城市危机在一定程度上有所缓解有关。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欧洲的政治学尤其是城市政治学仍保有其批判性特色，并且也有不少研究开始了跨越大西洋的理论对话。

21世纪以来，引起城市研究学术界和政策领域高度关注的是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兴起，尤其是中国崛起与中国的城市化问题。这些现象推动国际学术界针对全球城市化和全球城市政治问题展开了大量新研究，城市政治学的跨国比较研究逐渐兴起。在这一背景下，大量国外关于中国城市问题研究的著作和论文出版。例如，在全球化进程中所出现的城市变迁、空间转型、区域发展与治理变革等，成为了学术界讨论的热点问题。有学者还对城市政治和治理进行跨时空比较，考察城市政治在各个国家的政治制度下是否出现变化以及为何出现这种变化。城市政治学研究的重镇从美国和欧洲扩展到了亚洲，尤其是东亚地区，日本、韩国、中国的相关研究大量增加。当前，对中国的城市政治问题的研究受到高度关注，一些著名的学术期刊如《城市》（Cities）、《城市研究》（Urban Studies）、《城市事务评论》（Urban France Review）等，其中以中国城市为主题或为关键词的研究越来越多。一些以英文进行写作的研究者例如吴缚龙教授、何深静教授关于中国的城市政治与治理研究在国内外均产生了持续而重要的影响。

在城市问题研究中，中国的城市政治和城市治理是无法回避同时又最为核心、重要的问题。随着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所带来的新一轮的各个国家的内部社会分化与贫富不均，城市与社会问题又逐渐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尤其是城市危机，包括环境、贫困、交通、能源、卫生等各个方面，这些城市危机通常一同交织，困扰着人类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以上两方面都决定了现在的城市问题或者城市方面的研究，可能正在形成新一轮的热潮。例如，美国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出现的城市骚乱、暴力抗议、社会运动规模的不断升级，社会极化、种族冲突与城市空间分割问题相叠加，导致美国城市社会危机进一步加深。在美国新一轮的城市社会与政治危机之中，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美国长期忽视联邦层面的城市政策，导致城市空间、社区效应和种族贫困、不平等问题交织叠加在一起，形成了难以根除的城市痼疾，成为引燃大规模社会冲突的根源所在。

虽然中国和美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不同，但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美国城市出现的一些问题以及经验教训，对我们当前研究中国城市政治可以说有很大的借鉴作用。美国城市政治学研究非常注重历史传承，从达尔关于精英主义和多元主义的辩论到斯通关于美国城市政体如何维持及政体如何变迁的研究，美国城市政治研究沿着权力、政体、治理的脉络不断演进，并将整个研究置于美国民主政治的大背景下讨论，其理论着眼点始终在于讨论和分析美国民主的基础运作及其实效。对于中国城市政治学研究者来说，如何从中国的城市政治制度、治理机制、治理模式出发，探讨和建构中国的城市政治理论，理解中国的城市权力运行的基础逻辑，是中国城市政治与治理的发展关键。要着重指出，从全球范围看，社会科学领域里面美国仍然占据中心位置和理论制高点，占据了学术话语权，不断发明学术概念，我们中国学者当然不能满足于这样一套中心-外围的学术体制，不能满足于美国研究就是领域中心的学术现状，毕竟美国问题和中国问题是很不一样的。这就需要建构中国学术话语体系，具体到城市政治学领域，就需要建构具有理论抽象力与世界可接受的新范畴和新概念。因此，研究和学习美国城市政治学，包括欧美城市政治学等相关理论，目的是为了理解中国城市问题背后的逻辑，是为了建构中国城市政治学的概念体系和理论架构，目的是为了丰富人类社会城市政治问题的理论花园。当然，毕竟欧美国家城市化道路走得早、走在中国前面，我们要虚心借鉴、学习，批判、吸收，但最终目标是形成新的理论建构。等我们的理论建构形成之后，还要去研究其他国家的问题，而后形成一个完整的基于中国学者提出的具有世界性价值的研究体系和研究范式。

自然而然，针对中国当前的现实问题，我们不禁要问：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在城市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会不会是中国今后所要面临的问题？会不会是中国在城市化进程中潜在但尚未发现的重要问题？这些问题驱使着我们要认真研究和讨论工业化、城市化给中国所带来的深刻影响，因此我们需要高度重视城市政治学这门学科，高度重视中国的城市政治与城市政策研究。当前，中国的城市化率已经到了64%左右，在不远的将来，中国的城市化率可能还会变得更高。那么，随着中国从乡土中国变为城市中国，中国的城市政治几乎就是中国未来一段时间内政治制度运作的根基，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必将成为今后研究中国国内社会政治问题的关键领域和核心基础。我们不禁要进一步追问：与乡土中国所联系的那一套政治体制不同，城市中国所形成的这一套新的政治制度及其运行逻辑是什么？我们究竟该如何去分析、研究上述问题？显然，第一步是去了解、认识和学习世界各国已有的城市化和城市政治治理的经验教训。比方说，上文提到的美国城市化的经验教训以及大量新兴市场国家城市化的经验教训。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农村研究和农村政策在中国的学术界和中国的政策研究领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21世纪20年代的中国城市研究和城市政策将会对未来的中国发挥巨大作用。未来20年、30年，在这个领域里面，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学者、研究者、政策制定者加入进来，城市政治与治理研究必将成为研究中国政治与社会的主流领域。

4、城市政治学的意义和价值

我们生活在一个城市星球。美国规划师协会的主席博奇（Eugenie L. Birch）在《全球城市化》一书中指出，截至2005年，全球50%以上的人口生活在城市，据此她认为人类已经生活在一个城市化的星球之中。2017年，《科学》杂志出版城市科学专刊，将城市科学看作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实际上，这一想法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就曾提出，他认为城市是一个复杂巨大的系统，要用系统论的观点来解决城市问题。钱先生的思想是极其超前的。当前，由于城市问题迫在眉睫，如何治理城市、如何解决城市问题不仅是城市科学所关注的现实，更是城市政治学长期研究的重点。城市问题的解决离不开科学与工程技术的支撑，但从长远来看，更重要的是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发挥独特作用，因为城市不仅是物质空间，更是社会空间的载体，城市的运行是整个社会系统运行的结果或者说是极为重要的部分之一。当前，城市政治与治理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理论和哲学批判层面，还应该积极介入到现实生活，研究实际问题，探讨解决这些实际问题的治理之道，这应该是城市政治学的使命。

我们生活在一个城市中国。经过改革开放四十余年的发展，中国社会已经是一个城市社会，中国已经完成了从乡土中国到城市中国的转变，当代中国出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城市群和超级大都市。例如，北京的瞬时人口达3000多万，户籍人口大致2400多万，2022年末全市常住人口2184.3万人。北京是一个在短短30年时间内快速成长起来的大规模超级大都市，而如北京一般人口规模达到千万级的超级大都市，中国至少还有6座，这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见。在可见的未来，中国的城市化率还可能达到或超过85%。按照城市化发展的s曲线理论，城市化率达到85%以后将很难继续提升，城市发展进而迈入平缓阶段。按照这个理论进行推测，以中国目前年均城市化速率计算，中国的城市化率达到85%还需要20年左右，也就是说中国距离真正实现全面的城市化还有相当一段路要走。从积极的方面看，我们还有增长的空间，还有依托城市化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基础；从消极的方面看，我们的城市发展已经进入了最艰难的阶段，只能向前，不能后退。正因如此，对于当前阶段的城市发展与治理而言，城市政治学无疑是一门非常重要的学问。城市政治学能够提供现代工业城市诞生之后，人类关于城市问题以及政治现象的知识和思考方式，是一个应用型的、问题导向的、多学科交叉交融的学科和研究领域。城市政治学能够向中国城市治理提供国内外的经验教训，能够帮助中国走好城市化发展的最后一段道路。

5、城市政治学的研究方法

城市政治学的研究方法根据研究对象的特点和研究目标的设定而变化，因此没有固定的研究范式、研究方法，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从研究范式来看，城市政治学大概囊括了批判研究、实证研究与规范研究等各种研究范式；从具体研究方法来看，定性研究占主流，定量研究方法日渐得到广泛采用；从研究方法的变化趋势来看，混合方法、跨学科交叉、大数据分析、社会网络分析等新的研究方法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运用，并正在成为前沿方法。

与一般政治科学不同，批判研究（critical studies）在城市政治学研究方法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批判研究以批判社会问题为首要目的，以尖锐地提出问题和解释问题为己任，并以此扮演学术的社会功能，这是自启蒙运动以来欧美社会科学理论的一大传统。例如，当代著名新马克思主义学者大卫·哈维关于城市问题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就是典型的批判研究，他对资本主义空间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分析所产生的影响力甚至超出了学术圈，在英美左翼思想界有相当程度地重要地位。这一派学者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与现实问题，非常善于进行理论的抽象与逻辑的演绎，他们对欧美资本主义城市化进程中的政治经济与社会问题进行系统地、严肃地批判，努力揭露欧美城市问题的深层次政治经济根源。当然，批判研究者也十分注重改造社会，可惜在现实层面，理论的批判很难转换为现实的改造。尽管如此，批判现存秩序或突破意识形态的藩篱，这本身就具有现实的价值，具有实践的品质。

城市政治学同样广泛采用实证研究或经验研究的方法。所谓实证研究或经验研究，即通过研究具体的经验问题、经验现象来论证或验证假设，主要包括描述性研究、解释性研究、探索性研究等。目前，实证研究方法广泛应用于城市社会学、城市政治学、城市经济学等相关学科。针对具体的实证研究方法，无论是定性研究方法，还是定量研究方法，都被广泛应用在城市政治学之中。随着研究不断有所进展，定量研究、定性研究以及二者结合的混合研究，正越来越受欢迎，成为研究方法的前沿趋势。

城市政治学同样重视规范研究。鉴于实证研究成为国际学术界的主流，有不少研究者对规范研究不甚重视。其实，研究方法无高下之分，也无“贵贱”之别，它们只是对不同问题从不同的角度和研究路径来进行分析。例如，批判研究侧重批判现实问题，但难以提出可行的对策方案；实证研究侧重于理解现实问题，同样对解决问题抱有相当程度地“敬畏”。规范研究虽然重视应然状态的讨论，是对欧美学术界早期经典研究传统的某种延续，但并不擅长描述和解释问题。然而，规范研究的价值和意义毋庸置疑，甚至从长远来看，规范研究的重要性是更为持久、是更具影响力的，因为它强调在一定的价值理念上进行理论建构，对于政治学、城市政治学来说，规范研究能够启发后学、影响理论、引发持续讨论。

展望未来，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工程学的跨门类、跨学科交叉研究正在成为一种新的发展趋势。例如，前文提到的美国麻省理工大学提出的运用多学科方法解决城市现实问题的城市科学研究，这种跨学科交叉能够有助于预测城市发展演化的规律，推动现实问题的解决，推动科学技术与人文学科的进一步交叉融合。此外，基于大数据与计算社会科学方法来进行城市问题研究正在成为一种新的发展趋势。例如，在城市规划领域，运用大数据来分析城市空间规划问题取得了学界内的高度关注。在社会科学领域，通过开展计算社会科学探索来推动社会科学方法的“迭代升级”。总之，当前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专业之间的界限进一步模糊，各专业交叉融合是大势所趋，社会科学各学科均不同程度地开始运用大数据分析、神经网络分析等新方法。这些新的研究方法或研究趋势同样也应是当前城市政治学研究探索跨学科交叉和方法创新过程中需要汲取的经验与启发内容之一。对于新方法，我们应该保持足够的耐心和包容，鼓励尝试并积极探索完善，推动城市政治学研究方法的改进。

值得重视的是，近年来社会实验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逐渐得到学术界的接受并开始得到应用。以社会实验研究为例，实验研究不仅广泛应用于经济学领域，如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等，还广泛应用在社会学、公共政策分析等领域。在社会学中，社会实验方法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与学术传统。在中国社会学发展史上，著名的清河实验以及新清河实验都是这方面的突出案例。此外，中国在政策实践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其中，政策实验或政策试验受到中国政治学和公共政策学者长期关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是社会学在20世纪80年代后逐渐发展起来的一个新研究方法，它把社会结构、社会网络通过计算机模拟来进行分析，对于我们理解城市问题、空间问题有很大的帮助。总之，无论是社会实验、政策试验，还是社会网络分析，这些研究方法的采用能够对城市政治学今后的发展提供新的思考维度，有助于我们分析较为复杂的中国城市问题。

总而言之，城市政治学的研究方法是多元的，交叉的，开放的。新研究方法不断涌现，它们是城市政治学不断创新发展的学术动力和活力所在。当然，城市政治学研究中，定性研究、比较研究仍然占据主流，定量研究或新方法运用还比较缺乏，但该方面正在出现新变化，研究方法的不断创新正在改变着城市政治学科发展的未来路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