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6月21日上午，“政治学原理体系：回顾、反思与重构”学术研讨会在武汉大学老物理楼244会议室成功举办。本次研讨会由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专项项目“中国自主政治学基础理论体系研究”课题组主办，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高等学校政治学国家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承办，湖北省政治学会、武汉大学中国政治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武汉大学地方政治研究中心协办。研讨会由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刘伟教授主持，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张凤阳教授和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包刚升教授作点评，高等学校政治学国家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主任、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燕继荣教授作会议总结。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张星久教授、叶娟丽教授和14位中青年学者先后围绕政治学原理体系的回顾、反思与重构作主题发言。此外，本次活动还吸引了校内外本硕博学子30余人参与。

会议伊始，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刘伟教授介绍了参加本次学术研讨会的校外嘉宾，并对他们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他介绍了会议的缘起和筹备过程，指出本次研讨会是燕继荣教授负责的教育部重大专项项目的推进活动之一；该项目的子课题“政治学原理体系”课题组，自今年1月开题论证以来，一直在推进相关议题的研究。他提出，原理体系是按照一定范式、结构和逻辑组织起来的一系列原理所构成的理论体系。除回顾和反思外，本次讨论的落脚点在于“重构”，即在中国自主政治学基础理论体系建构的视野中，讨论政治学原理体系的建构问题。

接着，16位学者依次作主题发言。

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张星久教授结合多年讲授《政治学原理》课程的经验，从框架体系和具体的写法与讲法两个方面展开分享。关于框架体系，他认为政治学原理应当具有稳定性和基础知识性，提供相对稳定、学界认可的概念框架和知识系统；同时要反映学科前沿，能够解释新的时代课题；还要做到逻辑基本自洽、体系相对完整。他提出可以以“政治”概念为逻辑起点，以权力为核心概念展开知识体系，从权力的产生、基础、组成、实现方式到公共政策的产出，再到政治文化和政治发展，搭建一个整体框架。在具体的写法与讲法方面，他强调要详略得当，避免侵入其他课程的范围；要精选案例，用叙事性语言增强可读性，把经验材料和身边的政治生活带入课堂；涉及重要问题时应有明确的观点或导向性，同时通过注释和参考资料帮助学生延伸阅读。最后他指出，教材应当保持开放性，为教师再创造和读者参与留出空间。

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陈浩宇副教授从思想史的视角出发，对“政治学原理”的理解方式进行了辨析。他指出，从原理出发推导整个知识体系是一种相对晚近的理解方式。亚里士多德明确拒绝以处理几何学的方式处理政治学：在他看来，政治学作为一门实践学科，关心的是变动的具体事物，只能达到其题材所容许的精确度，而不能追求数学般的严格证明。古典政治思想中的“原理”更适合被称为“原则”，它们意在表述规定政治本质的核心价值，而非推导完整的知识体系。霍布斯则尝试借鉴几何学方法建立政治科学，但其学说引发的争议表明这种科学化建构并未完全成功。总结来看，政治学原理应当追求科学精确性与承认政治领域自身特性之间的平衡，基本原理具有一定程度的开放性，理论抽象最终仍要回归充满张力的政治实际并受其检验。

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后田可从方法论入手，探讨如何理解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的政治学原理。他指出，理解传统政治思想需要准确把握古代思想家的系统化思想，再运用政治学理论进行概念化和类型化处理。他梳理了传统政治思想在多个议题上的讨论：政治本质是伦理道德还是法律制度，政治的人性论基础是性善还是性恶，政治与国家的起源是自然演进还是意志论或目的论过程，权力的来源与合法性如何确立，君臣关系及国家与人民的关系如何处理，国家结构形式采用分封制还是郡县制，以及对世界秩序的构想和民族关系的处理等。在此基础上，他提出若干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天命”对应何种合法性类型，传统政治概念的多义性如何在现代政治学中加以把握，“天下体系”及相关概念能否实现知识增量，以及历史时间因素作为分析变量能否为政治学范式重构提供新的可能。

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陈刚副教授系统梳理了二十世纪中国政治学教科书中的政治学原理体系。他指出，二十世纪中国政治学教科书写作有两个重要时期。民国时期主要为适应现代大学教育需要而编写，以邓初民的《新政治学大纲》、张慰慈的《政治学大纲》和李剑农的《政治学概论》为代表，各有特色且不同程度地体现了本土化努力。改革开放以后，伴随着恢复高考和政治学“补课论”的提出，形成了新的教材编写高峰，以赵宝煦的《政治学概论》、王惠岩的《政治学原理》、王邦佐的《新政治学概要》、王沪宁的《政治的逻辑》和王浦劬的《政治学基础》等为代表，逐步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体系。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政治学概论》，更是政治学原理的时代标志。他总结认为，二十世纪中国政治学教科书在研究对象上基本达成共识：早期以国家为中心，后来扩展至权力；在不同程度上体现了唯物史观的指导；从一开始就注重本土化问题；学者们还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概念和分析方法，在理论体系构建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研究员冯先祥以《21世纪汉字文化圈的高校政治学教科书举隅》为题，考察了中国港澳台地区以及日本、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越南等汉字文化圈国家和地区高校政治学教材的使用情况。海伍德（Andrew Heywood）等西方政治学教材在汉字文化圈具有广泛影响，同时各地区也逐步形成了具有本土特色的教材体系。中国港澳台地区除通行教材外，还存在介绍本地政府制度的专门教材；日本、韩国和马来西亚等地存在西方教材与本土教材并用的现象，其中马来西亚尤为特殊，还受到伊斯兰政治学传统的影响。他还通过文本和量化方法对不同政治学教材中“政治”“政治学”等核心概念的表述进行比较分析，并提出未来可通过建设政治学教材数据库，对政治学知识体系的演变进行系统研究。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密尔沃基分校刘景南博士从美国、欧洲和日本三种不同知识传统出发，讨论政治学原理体系的构成及其特点。他认为，美国体系受行为主义革命影响，本质上是行为主义革命和多元民主理论发展的产物，强调政治学作为经验科学的定位和研究方法训练，围绕政治体系的输入输出过程展开知识框架。欧洲体系则更重视国家问题，将国家而非政府作为分析的起点；强调政治发展的历史维度，从中世纪、民族国家形成到现代化等长期过程展开讨论；规范理论和批判理论传统在欧洲教材中占据重要地位。日本体系则长期关注西方理论在东亚社会的适应与转化问题。三种体系分别代表了现代政治学发展的不同路径，共同构成了当代政治学原理教学的重要知识来源。

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叶娟丽教授围绕政治学原理中的“权力”概念展开分享。她基于多年为本科生讲授《政治学原理》课程的经验，将课程定位为政治学学科的导论课程，核心任务是回答“什么是政治”和“什么是政治学”两个基本问题，而二者都绕不开“权力”这一核心概念。她从经典权力观、多元主义权力观和激进权力观三个维度回顾了政治学中的主要权力理论，指出权力的共同特征：它是一种社会关系，存在不同的表现形态，并且越来越远离暴力、越来越隐蔽、越来越集中于各类精英群体手中。在教学实践中，她建议通过区分权力与权利、权力与权威、主权与政权等相近概念来帮助学生理解，并借助牛顿力学中“力”的类比增强教学的直观性。同时她也指出，当前教材体系在动态性、开放性和前沿性方面仍有提升空间，未来政治学原理教学和教材建设，仍然需要进一步加强理论分析能力和科学研究方法训练。

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吕普生教授系统反思了“国家”知识在政治学中的书写方式。他系统梳理了三十余部教材，将已有国家研究归纳为五个方面：国家本体研究、国家结构与功能研究、国家与相关主体关系研究、国家行为与治理研究、作为方法的国家研究。在此基础上，他对当前研究提出五点反思：逻辑起点不够清晰、中国经验常被视为例外而非一般理论来源、数字时代国家研究滞后、大型国家内部差异性研究不足、宏观研究容易“只见国家不见人”。针对这些问题，他尝试提出“实体—关系—行动”三位一体的重构框架，以实体论为基础，将关系与行动两个维度纳入分析，形成更为完整的国家研究体系。

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后张诗瑶从中国共产党实践出发，对政党原理进行了再思考。她指出，西方主流政党理论以竞争性选举体制为经验基础，却以普遍性原理自居，在解释中国共产党时反复失效。她以马克思、恩格斯的政党观为坐标，从阶级性、历史使命、民主集中制三个命题出发，揭示了西方政党理论的三重局限：功能窄化为选举工具、组织虚化为社会中介、价值上抽离阶级性。基于中国共产党实践，她提炼出使命型、扎根型、自律型、引领型四个分析维度。在此基础上，她提出五个层面的再建构方案：以四要素定义取代选举中心定义，增补共识强化、战略规划和先锋锻造三项功能，确立使命责任型政党这一新理想类型，建立外部竞争驱动与内部自新驱动并存的二元分析框架，以及在分立制衡型之外提出融合共生型政党—国家—社会关系。

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朱海英对民主的基本原理进行了多维度审视。她回顾了民主从“多数暴政”到“最不坏的政体”再到合法性终极标准的演变过程，介绍了直接民主、协商民主、全过程人民民主等多种类型。她指出，当前民主面临西方社会内部的身份认同冲突、民粹主义、全球化带来的地缘冲突以及新技术带来的算法垄断等挑战。中国作为民主的一个案例，凭借自身的制度安排实现了显著的治理绩效，西方民主模式不应再被视为唯一模板。她认为基于中国经验的民主模式显示出强大的有效性，政党在民主化进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治理优先于民主的路径在实践层面获得了合法性和民众认同。未来民主的发展方向可能更加强调共治共享，相对弱化个体和私人权利与利益。

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付小刚对革命知识板块在政治学原理类教材中的篇幅变动和表述调整进行了系统考察。他从民国时期追溯至今，梳理了革命章节从“老五论”之一到被纳入政治发展篇再到逐渐淡出的过程。他指出将革命置于政治发展之下存在内在张力，政治发展预设渐进改良路径，而革命意味着打破旧制度且结果并不一定成功，这种安排可能窄化革命的叙事空间。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三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政治发展与革命能否真正融合、革命板块应如何安置、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能否以及如何写入政治学原理体系。这些问题与整个知识体系的价值取向密切相关，需要审慎对待。

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容志教授以《公共行政基本原理再审思》为题展开分享。他认为中国自主公共行政学知识体系应具备概括经验、解释成就、指导发展三个功能。从学科渊源看，公共行政学脱胎于政治学，在知识渊源上主要来自西方。从范式演进看，传统公共行政、新公共管理和新公共治理构成三次范式更迭，西方行政学蕴含权力二分、个人主义、效率优先和国家—社会二元对立四个核心预设。他认为中国公共行政学自主知识生产必须置于中国式现代化视野之下，需要针对西方预设提出四个方面的反思：党政治理结构构成公共行政运行的内核，人民本位确定基本价值追求，效率—公平均衡的目标排序超越了传统效率优先的局限，政党—国家—社会三元结构形成了区别于西方二元框架的整合型治理关系。

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邢瑞磊教授从公共性问题出发探讨了国际政治的基本原理。他指出国际政治学科以战争与和平为经验性问题，较少讨论原理层面的问题。他将国际政治理论划分为三种范式：理性主义将无政府状态预设为物理世界，公共性表现为最小公约数的共同利益；建构主义将其预设为社会世界，公共性体现为对共有规范和意义的维持；反思主义预设为隐蔽的支配秩序，公共性体现为批判与解放。从中国视角出发，中国传统“天下为公”的理念、历史上的朝贡体系以及当前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都天然预设了政治具有跨国界的公共属性。他提出中国国际政治原理的核心可以概括为“认真对待公共性问题”，即在多元国际行为体之间塑造公共空间、生成公共性的实践过程。

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冯川副教授从尺度政治的视角重构了“中国之治”中的政治学原理。他将尺度理解为不同行动者所面对的不同层次的世界图景，从度量性、层次性和关系性三个方面概括了尺度的内涵，用“尺度非还原性”和“尺度同构性”两个概念搭建分析框架。非还原性指每个层级都是“形式加质料”的独立实体，拥有自身逻辑和因果机制；同构性指不同层级共享结构框架，层层嵌套、逻辑一致。二者之间的辩证张力构成理解央地治理的核心：同构性保障体系不割裂，非还原性保障体系不坍塌。他分析了宏观目标与地方情境、局部扰动与总体事务、问题认知尺度错位等多重张力，并指出当前治理困境的根源在于同构性对非还原性的过度解构，破解之道在于划清同构性的边界，在问题判定和执行方式上尊重尺度差异。

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杜姣副教授从自下而上的角度探讨了中国政治中的政治学新原理。她梳理了基层民主研究的演变脉络：早期将基层民主视为制衡国家权力的路径，在税费改革前后将其理解为社会内生秩序的制度设置，而党的十八大以来基层民主已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的内在组成部分。她指出当前基层民主具有三重功能：民意聚合与析出、国家意志的地方性转译、自我秩序供给。由此涉及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新认识，社会并非被动接受的客体而是具有建构性能力的主体，关键在于实现强国家与强社会之间的有效对接。

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后肖舒婷对信息政治的基本原理进行了探索性思考。她指出在现有的政治学原理中，信息多被视作制度运行的条件或治理技术的工具，较少被视为结构性要素。她提出三点反思：信息流结构本身就是权力架构而非简单的流通通道；信息不对称的深层形式可能触及共同体秩序的根本问题；注意力的稀缺性应当被纳入民主理论的考量。基于以上反思，她尝试提出几个重构方向：信息与权力是共生状态，支配信息流结构本身就是基础性权力形态；任何政治体系都依赖于最低限度的共享认知底座；可看见性作为资源涉及分配正义问题，在数字时代具有新的紧迫性。

主题发言结束后，两位点评人就发言内容依次作点评。

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张凤阳教授在点评中讲道，武汉大学是国内高校政治学研究的一个重镇，在政治学基础理论研究方面的学术积累尤为深厚。刚才老中青三代老师的发言，涉及面很广，有体系性的铺陈，有专题性的反思，也有自主性的建构，反映了武大政治学的雄厚实力。他结合自己的教学与研究经验，指出，《政治学原理》的教学、教材编写同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尽管存在差别，但也有相通的地方，说到底，都要围绕一个“理”字做文章。制度安排、治理模式、发展道路等等的背后，都有各自的“理”，要把它科学地揭示出来，这是“明理”；生活在自媒体和人工智能时代，既有获取信息的便捷，也容易为信息茧房所困，所以，要倡导理性的对话和商谈，这是“说理”。张凤阳教授还联系部分国政专业老师的发言，简要论述了以“世界”为单位的政治学思考同以“国家”为单位的政治学思考的差异，最后指出，在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中，除了深入研究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和治理实践，还要关注“中国怎么看世界”这一重要维度，在推动构建中国版本的世界理论方面多下功夫。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包刚升教授在点评中指出，一个好的政治学原理作品应做到既有严密体系又重点突出、既有学术分量又通俗好读。他分享了“四个基本”的经验：从基本议题切入而非从概念出发，通过重要而典型的现象引导读者进入思考，再围绕议题搭建基本框架，梳理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在更高层面上，他还提出四个需要兼顾的方面：把握前沿研究；关注最新观念趋势，及时更新分析视角；逻辑要清晰严密；守正为主、创新为辅。除此之外，他还谈到AI时代对学术研究的辅助作用，如思辨对话、文献整理、学术评审和质量控制等。在处理中国与西方关系的问题上，他主张基于公认、可靠的事实给出社会科学解释，兼顾论证质量和不同立场的可接受性。

高等学校政治学国家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主任、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燕继荣教授在总结中强调，探求自主知识贡献是中国政治学的一贯追求，特别是1980年政治学学科恢复重建以来，一辈辈学人辛勤付出、前后接续，在学科设计、议题创立和理论建构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奠定了中国自主政治学知识体系的良好基础。今天，建构中国自主政治学知识体系应该充分继承和吸收前人创造的优秀学术成果，不断增加体现时代精神的、更高水平的新内容，避免与优良传统的完全割裂，同时与世界上其他话语体系展开广泛的对话。关于政治学原理体系建设，他提出要在梳理政治学学科公认的基本知识、基本理论的基础上，重点思考和回答政治学原理在政治学知识体系中的定位和功能、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的关系、当代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的理论化原理化等问题，坚持守正创新的取向，进一步凸显政治学原理建设的问题意识、前沿性、本土性，并重视新技术新方法的应用。他鼓励课题组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阐发研究成果，以论文和报告的形式发表出来。

最后，刘伟教授转达了王浦劬教授对于此次研讨会的关注与期望。王浦劬教授指出，武汉大学具有优秀的政治学理论和政治学原理研究基础，刘德厚先生的“广义政治论”不仅具有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的独特开创意义，而且代表了20世纪政治学学科恢复重建时期政治学原理研究的水平。期望武汉大学政治学同仁弘扬传统，保持优势特色，开创政治学学科研究新局面，也期待武大年轻学者进一步深入挖掘和研究，创新和创造出新时代的政治学原理体系和内容。本次研讨会持续近四个小时，学者们围绕政治学原理体系的回顾、反思与重构进行了深入交流与讨论，发言主题覆盖多个领域，学术氛围浓厚，为后续课题研究和教材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中国自主政治学基础理论体系的建构贡献了重要的学术讨论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