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明确指出：“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有没有中国特色，归根到底要看有没有主体性、原创性。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不仅难以形成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而且解决不了我国的实际问题。”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中国人民大学时进一步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202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从“主体性、原创性”到“自主的知识体系”，再到强调“高质量发展”与“回答四问”，这些重要论断既一脉相承又层层递进， 它们共同揭示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命脉所在，也让知识自主性这一命题从学理讨论上升为必须直面的实践命题。

为什么要讨论知识自主性

首先需要厘清主体性、原创性与自主性这三个概念之间的关系。此三者呈现出既层层递进又相互支撑的逻辑关联。主体性强调的是研究者的中国立场与问题意识，也就是谁在提问、为谁而研，它关乎知识的主权归属；原创性强调的是概念与理论的创新突破，也就是能否提供新知，它关乎知识的增量贡献；而自主性则侧重于研究在问题设定、概念建构和理论评价上的自我立法能力，也就是不依赖外部框架而独立运转的能力，它关乎知识的操作系统。三者相互支撑：主体性是前提，原创性是结果，而自主性则是使前两者得以持续的内在机制。缺少自主性，主体性易沦为姿态性的宣言，原创性则易滑向碎片化的标新立异，塑造新概念却无法形成有机的理论脉络。因此，本文将讨论聚焦于知识自主性。所谓知识自主性，是指一个学术研究领域在问题提出、概念建构、理论评价等核心环节上所具备的自我立法能力。自主性的本质在于研究者能够摆脱理论进口依赖症，不依赖外部既定的问题清单与理论框架，而是从理论与经验之间的结构性张力出发设定研究议程、创生扎根于本土实践且具有普遍理论潜能的解释性概念，并自主地确立理论有效性的评判标准。

中国治理研究作为中国故事的最重要载体之一，其知识生产的自主性程度，直接关系到能否真正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但现状尴尬而紧迫：中国治理实践已经产生了堪称奇迹的成就，但我们却未生产出与之相匹配的理论创新。我们目睹了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城镇化、最典型的减贫实践、最复杂的政党与国家及社会关系的重构，却仍在用国家与社会二元框架、多中心治理模型来裁剪这些经验。研究者经常面临的困境是：直接借用西方理论，容易导致问题错位；强调本土特殊性，又容易陷入概念孤立。我们似乎总在这两种选择之间摇摆：要么是西方理论的中国版本，要么是中国经验的不可通约性宣言。我认为，这一困境不应被归咎于研究者的个人能力或努力不足，而是指向一个更深层、更具结构性的问题：我们究竟以什么为路径在从事知识生产？

基于我和研究团队在各地的长期实地调研，在此提出一条不同的知识生产路径。这条路径的起点不是既有理论，也不是纯粹经验，而是研究者在理论与经验之间真实遭遇的、无法被既有概念装置轻易消化的张力。我们将由此产生的张力感称为困惑。以困惑为起点，意味着困惑不是知识生产的障碍，而是知识生产最宝贵的动力来源。困惑提醒我们：当经验拒绝被理论“驯服”时，不是经验错了，而是理论需要被重构。在治理研究中，如何直面困惑、维持困惑并让困惑牵引我们重构概念装置，这既是一种研究姿态，更是一种认识论立场。

知识自主性的困境不是技术问题而是驱动力问题

治理研究中存在三个普遍性的难题，它们看起来是方法论或技术层面的困境，实则是知识生产驱动力的危机。

第一个难题是材料丰富与理论贫瘠之间的悖论。研究者进入田野后，访谈记录、政策文件、观察日志等堆积如山。材料越多，越不知道从哪里下手。最后写出来的，往往是一个治理现象的来龙去脉描述：网格化管理的组织架构是什么，运作流程有哪些环节，技术系统如何运转，等等。描述得很详尽，可是读完以后，并没有获得对这个现象更深的理解。我们知道了它是什么，却还是不知道它为什么是这回事，更不知道在何种条件下会是另一番模样。问题的症结在于，描述的充分性被误认为是解释的深刻性。当我们能够详细说出一个现象的方方面面时，我们会产生“已经理解”的幻觉。这种幻觉是理论创新的最大阻力，因为它使研究者误将信息收集等同于知识生产，将数据呈现等同于理论建构。理论创新要求超越信息本身，去追问信息背后的逻辑、条件和边界。没有这些追问的指引，我们就没有选择的标准，无法判断哪些材料是“噪声”，哪些是“信号”；也就无法从海量材料中筛选出真正重要的内容，只能进行全景式、无差别地罗列。

第二个难题是概念丛生与创新不足并存。目前治理研究成果并不缺少新概念，但这些概念大多是一次性的，它们如流星般划过学术天空，被引用几次后便消失在文献的洪流中，形成所谓“概念孤儿”现象。同时，很多概念也难以进入更广泛的学术对话。以“三治融合”为例，当向国际同行介绍时，对方常常会问：它与多元主义、协同治理等范畴究竟有何不同？回答往往难以展示“三治融合”对理解秩序如何可能这一普遍理论问题的独特贡献。概念的孤立化，根源于我们在提出概念时缺乏能够与既有理论形成实质性对话甚至动摇其根基的张力。

第三个难题是进入田野与理解实践之间的断裂。田野变成资料采集场，而不是意义生成场；变成数据挖矿的现场，而不是理论灵感的来源。我们可以精确记录基层工作者做了什么，却无法解释他们为什么这么做；可以详细描述一个政策的执行过程，却难以把握执行者在过程中的伦理考量和策略计算。以网格化管理为例，研究者可以统计巡查频次、问题处理率、群众满意度，但如果不理解网格员这个角色在基层工作者意义世界中的位置，是行政链条的末端执行者，还是社区治理的能动主体？是数字系统的数据录入员，还是情境问题的解决者？是科层压力的吸收器，还是民意的转译者？没有这些质疑，这些数据就可能只是数字的堆积，无法触及治理实践的内在肌理。

    以困惑为起点：  意味着什么 

上述难题看起来是不同的问题，涉及材料处理、概念建构、意义理解等环节，但其根源都是知识生产驱动力的错位安置：或者将驱动力放在既有理论上，用中国经验去验证或修正西方概念，成为理论消费者；或者将驱动力放在经验材料上，沉浸在特殊性描述中而无法进入一般性对话，成为经验搬运工。这两种取向看似对立，实则共存一个认识论盲点，它们都假定理论创新的动力来自外部，要么来自既有理论的问题清单，也就是“理论驱动”，要么来自经验材料的新奇性，也就是“经验驱动”，但都忽略了研究者自身在理论与经验之间那种鲜活的、不舒服的却又充满可能性的感知。这种感知就是困惑。所谓困惑，是指研究者在带着既有理论框架进入实践时，所遭遇的一种结构性的、无法被既有概念轻易消化的张力感。困惑不是简单的疑问，不是“我不懂这个政策”或者“这个数据怎么解释”。困惑是超出了研究预期的费解谜题，是一种更深层的认识论共振，是理论与经验对不上号时产生的那种震颤，就像齿轮啮合时发出的刺耳摩擦声一样，提醒我们机器需要修理了。

首先，困惑不是“发现问题”的另一种说法。通常所说的“发现问题”，往往是在既有理论框架内部寻找文献缺口。某个变量没有人研究过，某个关系没有人检验过，于是我们来填补这个空白。这种工作在学术分工中有其价值，但它经常不能带来真正的理论创新，因为问题的框架已经被给定，研究者只是在别人的地基上砌墙。困惑则不同。困惑不是对理论空白的识别，而是对理论框架本身的质疑，是对“问题的问题”的审思。它问的不是“这个变量被忽略了吗”，而是“这个变量的设定本身合理吗”；不是“这个关系没有被检验吗”，而是“当我们检验这个关系时，是不是已默认了一个值得怀疑的前提”。困惑迫使我们跳出既有的问题域，去重新框定问题本身，不是如何优化现有的治理工具，而是我们理解治理的方式是否本身就有偏差。好的发问帮助我们迅速进入复杂研究情境并可能更快找到因果关系。

比如，在研究垃圾分类政策执行时，“发现问题”路径会问：哪些因素影响了执行效果？是资源投入不足，是激励设计不当，还是居民参与度低？这些问题都很合理，也都能通过实证研究来回答。但“困惑”式的发问并不同。我们会注意到一个反常现象，也即同样的政策设计，同样的资源投入，为什么在不同的社区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执行效果？这个反常让我们不舒服，因为它挑战了我们关于政策执行的线性假设，也就是“输入相同则输出应该相似”。我们原本期待，控制了相关变量之后，结果应该是可预测的。但现在不是。于是我们开始怀疑，是不是对“执行”的理解本身出了问题？是不是默认执行是一个线性的、自上而下的传输过程，而实际上它在每个社区都被重新解释？这些怀疑不是来自文献缺口，而是来自理论与经验之间的断裂带。正是这个落差，迫使我们去重新思考“政策执行”的边界。

其次，困惑不是客观存在于实践中等待被发现的实体，而是在研究者的理论凝视与经验世界之间的互动中生成的。实践本身不会说话，只会抵抗那些不适合它的理论。同样的田野材料，在不同理论视角的观照下，呈现出的面貌截然不同。困惑的产生，需要我们带着特定的理论参照系进入现场，在理论与经验的双重阅读中主动制造张力。换言之，我们需要同时做两件事：一方面，要深入实践者的意义世界，理解他们如何看待自己的工作，用他们的眼睛看世界。另一方面，又要保持理论的距离感，需要持续追问：实践者的解释在什么意义上是有效的？在什么地方开始失效？这种失效暴露了理论预设的什么问题？这种在靠近与疏离之间的反复穿梭、在入戏与出戏之间的不断切换，就是困惑的生成过程。

在调研中我经常提醒自己，不要过早“理解”实践者。理解当然必要，但如果理解得太快、太顺畅，往往意味着我们只是用实践者的话语替代了理论的话语，进行了一次话语的平移而非理论的提炼，并没有真正产生张力。真正的困惑发生在我们既理解实践者又觉得他们的解释哪里不对劲的时候，就像一件看似合身的衣服，却总在某一处勒得太紧。比如说，基层工作者经常在访谈中提及，他们推行某项政策是因为“上级有要求”。这个解释听起来很合理，因为我们也理解科层制下的执行逻辑。但我们也发现：为什么同样是“上级有要求”，有的地方执行得富有创造性，有的地方却机械应付？此时，“上级有要求”的解释就不够用了。这种困惑往往指向激励与意义赋予之间更为复杂的关系。

最后，困惑需要被维持，而不是被急于消解。这一点最难做到，因为它违背了我们被训练出来的学术本能。我们被训练成问题解决者：提出一个问题，就要给出一个答案；发现一种张力，就要提供一种解释。困惑让人焦虑，让人想尽快找到一个出口——一个既有理论可以容纳的解释、一个可以发表的观点、一个可以结项的结论。但理论创新恰恰发生在困惑的持续震荡中。当我们允许困惑停留更长时间、反复回到田野去寻找新的线索、不断调整理论参照系来重新审视同一个现象时，新的可能性才会慢慢浮现。我们会发现，原来以为的两个对立的理论框架，可以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被整合；原来被忽略的一个细节，就是理解整个现象的关键；原来我们问错了问题，真正重要的问题在别处。这些发现，都不是在急于求解的状态下获得的，而是在困惑的缓慢发酵中涌现的。

  困惑从哪里来：  并非捷径的路径

以上分析可见，困惑也有层级：最开始，是具体经验现象与理论预期不符（如政策执行偏差）；而后，是对理论预设本身的质疑（如对执行概念的线性假设）；最后，是对学科基本范畴的反思（如国家-社会框架的适用边界）。这样的困惑不能凭空产生，也不能仅通过文本推演获得。它必须在调研现场、在研究者与经验现实的互动中生成。但也无须将困惑神秘化，好像它只能依赖天赋或灵感。有三种路径可以帮助我们更有意识地面对困惑。它们都不是捷径，都需要艰苦的智力劳动，甚至需要一种“自讨苦吃”的学术勇气。

第一条路径是在理论的沉默处发问。每一种理论都有其沉默处，那些被当作前提的、被认为理所当然而无须再追问的内容，那些“不可见的可见物”，可能就是困惑最肥沃的土壤。比如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默认“国家与社会”框架可解释基层治理实践。这个框架很有解释力，但其有一个隐含前提：国家和社会的边界是清晰且稳定的，两者是你进我退的零和关系。可是当我们进入现场时，我们会发现这个前提并不成立。党组织在国家、社会乃至市场之间扮演着多重角色，它既是国家权力的延伸，又是社会利益的表达者，还是市场机会的分配者。这个现象在既有的“国家与社会”框架中无法得到清晰的阐释。于是，困惑就产生了。我们开始追问：是不是需要一个不同于“国家与社会”的新框架？是不是应该讨论政党、国家、社会与市场四重关系？这个追问不是来自文献缺口，而是来自对理论沉默的敏感，来自“于无声处听惊雷”的警觉。

第二条路径是在实践的反常处停留。反常是指那些不符合理论预期的“刺点”，那些让丝滑的理论叙述“出戏”的细节。反常让人不舒服，因为它在挑战我们习以为常的认知框架，让我们感到认知失调。但正是这种不舒服，才会暴露理论的边界。比如，在观察很多地方的网格化管理实践后，我们发现一个现象：网格化管理被设计为一套高度标准化的技术系统。巡查路线、问题上报、处置反馈，每一个环节都有明确的操作规范。理论上，这套系统应该提升管理效率，减少人为偏差，实现技术治理的理性化。可是实际情况是，部分基层工作者总能找到绕过系统的方法。他们会在系统要求的时间节点前集中补录数据，会在系统无法监控的环节采用非正式协调，会用线下沟通来替代线上流转。这不是因为他们不遵守规则或素质低，而是因为规则无法覆盖他们面临的所有情境，技术的刚性与治理的弹性之间存在冲突。标准化与情境化之间的矛盾，在技术系统中被放大了，但尚未被真正解决。这个反常让我们困惑并开始追问：这对矛盾，是不是现代治理的一个根本性张力？技术升级能够缓解这个矛盾，还是反而加剧了它？这个追问将我们带入了技术治理的具体讨论，进入了关于治理形态本身的理论问题的研究。

反常处的停留需要勇气，因为它要求我们承认：不是基层工作者非理性，而是我们的理性假设太狭隘。因为反常往往意味着理论参照系出了问题。承认这一点并不容易，因为我们更愿意将反常解释为执行偏差或例外，从而保护理论框架的完整性。但困惑要求认真对待反常，将它当作揭示理论边界的线索，而不是可忽略的误差。

第三条路径是在意义的裂隙处穿梭。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总是存在意义的裂隙，我们使用的概念、对行为的解释、对事件的赋义等，与实践者的理解不可能完全重合，也不可能完全透明。这种裂隙通常被视为方法论的麻烦，是需要通过三角测量或成员检验来尽量减少的干扰。但裂隙恰恰是困惑的重要来源，是意义生产的富矿。当研究者的理解与实践者的表达出现落差时，不要急于用研究者的框架去纠正或翻译，而是追问一下：实践者为什么这样表达？这种表达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这些言外之意是什么？

在调研中经常听到基层工作者使用“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这类表述。最初，我将之理解为资源约束下的无奈感慨，一种“诉苦”的话语。但听多了以后才开始感到困惑。因为这类表述不仅出现在资源紧张的情境中，也出现在资源相对充裕的情境中；而且不同人说这句话时的语气和神态很不一样。有的人是抱怨，“你们不懂我们的苦”；有的人是辩解，“不是我不想做，是真做不了”；有的人甚至带着某种职业自豪，“正因为难，才显得我们专业”。这让我意识到，这句话不只是一个关于约束的事实陈述，它还是一种多维度的意义生产：在同侪群体中，它表明说话者在克服困难，从而彰显付出，也就是“我们很不容易”；在面对研究者时，它建立一个“我们”（也就是一线执行者）与“他们”（也就是学者）的边界，“你们理论家不懂实践”。同一个表达，在研究者听来是一种意味，在说话者自己心中又可能是另一种意味。这种意义的复杂性，只有在裂隙处才能被感知。如果只是用研究者的框架去翻译实践者的话，就会失去这些丰富的层次，就会抹平那些真正重要的褶皱。

这三条路径在实践中是交织在一起的。理论的沉默往往表现为实践的反常，而实践的反常又常常通过意义的裂隙被研究者感知。它们共同指向一个核心：困惑是研究者带着理论武装进入田野，故意寻找麻烦的智识冒险。我们需要有意识地在理论与经验之间保持张力，然后在这种张力中停留足够长的时间，让新的可能性慢慢浮现。

  维持困惑为什么困难  又为什么重要

如果说困惑的生成依赖研究者的敏锐，那么困惑的维持则考验研究者的定力。在当前知识生产环境中，维持困惑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一方面是来自理论惯性的诱惑。每一种成熟的理论框架都像是一个认知舒适区，会提供一套现成的解释方案，让我们免于思考的艰辛。当我们面对一个困惑时，最省力的做法是用这套方案去消化它。理论惯性的诱惑是隐蔽的。它不是说“你不要困惑”，而是说“你看，这个问题已经被回答了，不需要你再困惑了”。它给一个答案，让我们觉得工作完成了。但真正的理论创新恰恰发生在既有答案不够用的时候，也就是当经验溢出理论的容器时。维持困惑，意味着要对现成的解释保持警觉，即使它们看起来很合理、很权威。

另一方面是来自对确定性的心理需求。人类心智天然倾向于寻找模式、建立秩序、获得确定感。困惑是对这种倾向的挑战。它将我们的思考悬在半空中，同时焦虑于下一步不知往哪里走。这种状态不舒服，像踩在悬崖边缘，大多数人会想方设法尽快退回到安全的平地上。但真实实践总是充满了矛盾、意外和不可化约的复杂性。维持困惑，意味着我们有能力承受这种不确定性，愿意做一个暂时无知的人，而不是一个全知的学者。维持困惑也是积极的智力纪律，是一种“主动的被动”，主动地让经验抵抗理论，被动地等待新的可能性浮现。它迫使我们在理论与经验之间保持一种生产性的紧张关系，不让一方过早地遮盖另一方。正是在这种紧张中，既有理论的边界被暴露，经验现象的深层结构得以浮现。

   知识自主性如何可能：   困惑作为一种素养  

现在回到开始的问题。中国治理研究的知识自主性究竟如何实现？我的回答是：它可能发生在研究者敢于让中国经验冲撞既有理论，同时又有能力将这种冲撞转化为可交流的理论贡献的过程之中。此过程的核心，就是困惑的遭遇与维持。如前所述，知识自主性从根本上说不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一个认识论态度问题。它关乎研究者如何看待理论与经验的关系，如何对待不确定性，如何在学术体制的压力下保持对复杂现实的诚实。这些都不是技术能够解决的，但它可以通过有意识的训练来培养，可以成为一种身体化的知识。

我将这种训练而得的素养叫作“困惑素养”。它包含几种相互关联的能力：第一种是识别理论与经验落差的能力，也就是在丰富的经验材料中辨识出那些具有理论潜力的结构性张力，而不被信息的洪流淹没的能力；第二种是维持这种落差而不急于消解的能力，也就是耐受不确定性，抵抗过早闭合的诱惑，敢于说“我现在还不知道”的能力；第三种是转化这种落差为概念创新的能力，也就是将困惑转化为具有普遍解释力的理论装置，而不是停留在困惑本身或将其降格为特殊情况的能力。这三种能力的培养需要时间，需要试错，需要学术共同体的包容。它们在一次次的田野失败、一次次的理论重构、一次次的困惑维持中慢慢积累，最终内化为研究者的学术直觉。

再回到主体性、原创性的根本尺度。主体性不是宣称“中国本位”的姿态，而是在理论与经验的结构性落差中确立问题的真实来源。当我们真正被一个中国经验现象所困惑时，发现既有理论框架无法消化它，主体性就自然显现，因为问题是从我们对经验的感知中产生出来的，而不是从文献的空白处找出来的。原创性则发生在我们重构概念装置以回应困惑的过程中。当新概念能够解释实践者的行动逻辑，能够回应理论盲区，能够经受实践变迁的检验，它就有了原创性。困惑则是主体性和原创性的共同土壤；而自主性，正是持续耕作这片土壤的能力。

就此而言，中国治理研究如果要为世界学术贡献更多，就需要这种从自身实践的困惑中生长出来的提问方式和概念建构方式，实现由方法自觉到方法论自觉的转变。这种方式的核心，是对理论与经验之间张力的自觉运用。这需要耐心，需要勇气，也需要整个学术生态的支持。一个能够容忍长期没有产出的现场探索、基于理论的替代性而非经验的描述性来评价研究质量的制度环境，对于“困惑素养”的培养至关重要。

基于一个后发大国的壮阔发展历程，中国治理的广袤田野中充满困惑。令西方理论失效的瞬间、实践者言不由衷的时刻、政策意外后果的显现，这些困惑都不会自动转化为知识。它们需要被识别、被遭遇、被问题化，同时在特定的认识论中被加工为理论资源。这不是一条容易的路。但只有在这条路上，我们才不是在回答别人规定的问题，而是在提出我们自己的问题；才不是在用别人的概念来解释自己的经验，而是在创造能够同时解释自己和别人的概念。中国治理研究的自主性，最终不仅是为中国问题提供中国答案，也将为全球治理研究提供不同的认识论。西方社会科学长期以确定性、通则化为知识理想，而中国治理的复杂性恰恰要求一种以“困惑”为起点的知识生产伦理：承认复杂性的不可化约性、承认研究者与实践者之间的意义裂隙。这也是中国治理研究能够贡献于世界学术的最重要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