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是21世纪以来各国实践的重要议题，也是学界的重大理论话题。一个国家的治理经验与模式，构成了世界发展和全球治理的一部分，具有知识论的意义。中国作为全球格局中的重要一员，其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不仅世界瞩目，“中国模式”（Chinese Model）、“中国治理”（China’s Governance）也因此成为学界热议的话题。在这样的发展背景和学术语境下，充分认识、总结、阐释中国治理的模式和经验，不仅有助于扫除中国治理实践中的障碍、弥补中国治理的短板、提升中国治理的水平，同时也能为世界治理（World Governance）、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及他国治理提供参考经验。

中国治理涉及制度安排、决策体制和机制、政策创新等方面，可以从政党治理、政府治理、社会治理、市场治理等视角，以环境治理、腐败治理、经济治理、法治建设等为专题，研究和总结中国治理的经验和教训。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应该在总结中国治理经验，尤其是中国式现代化经验的基础上，遵循“问题意识→概念创造→理论建构→范式形成”的递进路径来展开。其中，问题意识是形成政治学、公共管理学自主知识的起点，它要求植根于中国实践的真问题，如贫困落后农业国家的工业化改造、超大规模社会的有效治理、自由市场经济的制度化调试、传统文明的现代转型等。这些问题具有国际普遍性，但通过中国本土实践，提供了中国方案，这一方案的实质是将国家—社会关系的西方经验中的“对抗模型”转化为“协同模型”。

概念创造是自主知识的基石，它要求提炼具有解释力的标识概念，如“群众路线”（不同于“公民参与”）、“协商民主”（区别于选举中心主义）、“新型举国体制”（突破“国家—市场二元论”）。概念创造需具备文化根脉与实践经验的适配性，例如，对儒家“和合”思想的创造性转化，促进了“和谐社会”概念的创新。

理论建构是自主知识体系的支柱，它要求基于本土概念形成中层理论，例如“党领导下的多元治理共同体理论”“发展型国家韧性的制度分析框架”等。理论解释中国现象、预测中国趋势，会形成“阶梯式渐进改革理论”对改革路径的独特诠释。

范式形成是自主知识体系的标志，它要求整合理论群形成知识范式，如“国家治理现代化范式”，涵盖政治整合、经济调控、社会协同、文化引领、生态共生的系统性逻辑。应该明确的是，范式形成应具备方法论自觉，其结果一定是对既有模式（问题意识、理论框架、分析视角）的超越，这种超越在一定意义上意味着“解放思想”，对旧有的“教条主义”思维的否定。

中国的政治实践以问题为导向、以治理为核心、以结果为检验标准，从整体发展观的视角，重新提出问题并设置议题，形成现实主义的解决方案，为相关领域问题的理解和解决提供了新的思路。例如，精准扶贫的“靶向治理”模式，将抽象公平问题转化为“谁贫困—为何贫—如何扶”的操作链，形成“精准识别—动态管理—长效防返贫”的解决闭环，为世界贫困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

一般而言，中层理论是知识创新的“孵化器”，其理论构建也应该是自主知识形成的关键因素。基于改革开放的现代化建设实践，形成重点领域理论突破应该是可能的。例如，政治学基于中国政策实践提出的“治党—治政—治民”分析架构，从治理的角度突出了现代化的问题领域，这相对于“governance”所强调的治理方式的“非政府性”而言，具有知识创新的意义，更符合后发国家现代化的特点和需要。此外，近年来中国学者基于中国共产党的行为模式而不断阐发的“使命型政党”理论，解释了新一波现代化国家一个具有领导力的政党长期执政的合法性和必要性，这不仅在政党类型学上具有创新意义，而且提供了政党政治“非西方”形态的理论解释。还有，基于历史和现实所形成的“两会机制”，不仅显示了协调议会政治和民主政治中“人民性”与“科学性”张力关系的努力，也体现了“共识型决策”模型的深层追求。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中国不仅提供了传统到现代转型的实验，还提供了计划到市场转型的样本，其中价格改革与产权改革分步推进的“双轨制转型”范式及以关注产业政策与市场机制适配度为核心的“新结构经济学”，应该成为“市场学派”和“计划学派”之外的新政治经济理论。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个重启的过程，中国自主知识也要经受诸多挑战，包括：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依然突出；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改革任务仍然艰巨；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有待缩小；确保粮食、能源、产业链供应链可靠安全和防范金融风险（国家安全）还须解决许多重大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任务依然繁重；社会治理仍有弱项；一些党员、干部缺乏担当精神，斗争本领不强，实干精神不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现象仍较突出；铲除腐败滋生土壤的任务依然艰巨。应对这些挑战，需要持续深化治理观念的革新与实践。

（1）持续深化体制机制改革：聚焦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特别是要素市场化配置、统一大市场建设、高水平对外开放、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收入分配制度、绿色低碳转型、公共服务均等化等关键领域，推出更具突破性的改革举措，进一步释放制度红利。

（2）扎实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将民主价值理念更好转化为科学有效的制度安排和具体现实的民主实践。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确保人民依法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经济文化事业和社会事务，使国家治理更好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

（3）全面提升法治化水平：坚持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以良法促进发展、保障善治。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全面建设职能科学、权责法定、执法严明、公开公正、智能高效、廉洁诚信、人民满意的法治政府。严格公正司法，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加快建设法治社会，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

（4）强化数字治理能力与风险防范：一方面，要加快数字政府建设，促进数据要素有序流通与共享利用，提升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的智能化水平；另一方面，要高度重视数据安全、网络安全、人工智能伦理等风险挑战，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监管体系，提升对新技术应用的治理能力，筑牢数字安全屏障。同时，统筹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提高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能力。

（5）夯实基层治理根基：治国安邦，重在基层。要持续推动社会治理和服务重心向基层下移，把更多资源、服务、管理下沉到基层。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完善网格化管理、精细化服务、信息化支撑的基层治理平台，提升基层治理效能，及时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

（6）推动治理能力现代化与干部队伍建设：治理现代化最终体现为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要加强干部队伍的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专业训练，提升其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专业知识和现代科技手段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完善担当作为的激励机制，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锻造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治国理政骨干队伍。

（7）积极参与引领全球治理变革：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在气候变化、疫情防控、数字经济、人工智能治理等全球性议题上，贡献更多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当代中国治理是一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立足本国国情、顺应时代潮流、回应人民期待、不断自我革新的壮阔史诗。从计划体制下的全能型国家，到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发展型政府，再到新时代追求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并最终将其融入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蓝图，其核心主线始终是探索一条符合中国实际、有效实现国家长治久安和人民幸福安康的善治之道。中央政策文件勾勒出观念演进的蓝图与路径，地方创新实践则为蓝图注入了丰富的血肉与活力。二者互动共生，共同书写了中国之治的独特篇章。

中国治理过程深刻体现了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体现了对社会主义制度本质的坚守与对现代化治理规律的探索相结合，体现了实践探索、制度完善与理论创新的良性互动；体现了立足国情与借鉴人类文明成果的辩证统一。面向未来，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持续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不断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是中国应对复杂挑战、实现民族复兴伟业的根本保障。中国治理现代化没有终点，其蕴含的实践智慧与理论价值，不仅关乎中国自身的命运，也将为人类探索更加美好的社会制度提供新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