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届中国原创性哲学社会科学教材建设高端论坛

中国语言文学分论坛成功举办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和教材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研讨交流教材建设经验、加快推进原创性教材建设，为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贡献智慧和力量，首届中国原创性哲学社会科学教材建设高端论坛于2026年5月11日在中国人民大学顺利举办。

由高等学校文学国家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简称“文学教材基地”）承办的中国语言文学分论坛当天下午在中国人民大学逸夫会堂第一会议室举办，论坛围绕“中国语言文学原创性理论与教材体系建设”“中国语言文学教材历史、现状与建设意见”“原创性中国语言文学教材进培养体系问题”“原创性中国语言文学教材使用培训交流方案”“原创性中国语言文学教材的国际推广”等议题展开。

会议第一阶段由文学教材基地执行主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系主任杜晓勤主持，七位专家依次进行主旨发言。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刘利教授围绕中国语言文学原创性教材建设，重点汇报了原创性、思想性、教学适应性及教材统筹相关思考，强调了强化原创意识、建设高质量原创性语言类教材的重要性。其中，原创性教材建设核心在于把握“三个三”以筑牢原创根基。具体而言，一是构建三个协同发力、需长期建构的开放体系以夯实原创基础；二是把握三个维度以明确编写方向，分别是立足中国实践梳理经验的植根中国、开放视野借鉴国际成果的对接国际、以人才培养为核心服务国家战略的面向当代；三是紧扣三个要点以提升原创质量，包括强化理论创新的理论建构性、梳理精准概念术语的概念完整性、树立知识图谱意识的知识逻辑性。此外，还应强化思想引领，将思政教育融入教材并借鉴已有经验；注重教学适应性，立足教材定位、平衡学术与教材共性、贴合学生特点优化内容架构；突出系统统筹，强化全局意识、加强各分支教材衔接，以知识图谱为纽带构建完整知识矩阵、提升协同性。

 

吉林大学文学院张福贵教授围绕“文学史教科书书写和三种检验”展开，梳理了中国教科书体系发展脉络，指出中国历史上无严格教科书体系，但重视其教育功能，从西周六艺（侧重技术指导）、春秋六经（儒家经典，凸显“教书育人”），到近代传入西方科技与学科思想、强化现代科技教育，形成“注重思想和技术”的本质特征。张老师强调，文学史书写无论追求自主知识体系还是原创性，均需经受三种逻辑检验：一是政治逻辑检验，核心是研究对象及阐释的意识形态性，而非临时政策，梳理政治逻辑是把握文学史本质的关键；二是历史逻辑检验，兼具过去真实性与未来时代性，核心为真实性，需书写经双重检验的真正经典，杜绝伪史；三是学理逻辑检验，学界需坚守学术理性，摒弃“终点思维”，以政治逻辑为起点、注重学术创新，为国家战略提供广阔学术空间。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詹福瑞教授围绕古代文学教学体系及教材建设展开发言。首先指出当前古代文学教学体系由文学史、历代文学作品两部分构成，教材体系构架成熟稳定，以朝代为时间线索，搭配作家作品介绍（含生平、成就及时代文学形象）的教学模式，在学生培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提出该稳定体系存在的局限：一是以时间为线索，难以开展专题横向知识梳理，如难以阐释中国文学本质、古代文献与当代文学概念的差异、文体分类等核心问题，且对作家作品的评价僵化固定，未体现不同时代的评价差异；二是结合北大中文系文学史编写回顾，认为部分编写受体制限制，存在不足。詹老师进一步提出教材建设需思考的三个难点问题：一是原创性与继承性的关系，二是标准化与学术个性的关系，三是体系性与教学空间的关系。

暨南大学文学院蒋述卓教授围绕原创性教材的时代性展开发言，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原创性教材编写需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结合中华文化连续性、统一性等五个特性，需以大文学观编写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教材，契合新文科视野，实现跨学科融通，兼顾新大众文艺发展，融入符合年轻学生认知的内容，适配文学转型需求，同时关注多媒体融合、算法参与等文学批评新趋势，探索文学理论与批评教材的原创路径。二是教材编写需体现智能化时代特征，以问题引领为核心，替代传统知识传输导向，培养学生提问能力、思维能力和价值判断能力，开展项目式教学；结合AI应用、网络教学等实践案例，优化教材课后思考与练习设计，推动教材与数字化转型融合，通过链接拓展阅读内容，实现融媒体教学。三是教材编写需坚持中国文化主体性与本土化表达，同时注重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结合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在中外比较中阐释本土标识性概念，并立足国际视野，传播中华文化原创精髓，关注中国文学海外传播及在世界文学格局中的地位，彰显中国文学对文明互鉴的贡献。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文学院张伯江教授聚焦现代汉语教材本身，首先指出，现代汉语学科体系稳定、定型，但教材体系趋同化严重，这种稳定既体现学科成熟，也形成思维定式。张老师进一步指出目前教材仍面临四大问题。一是对五四和白话文运动塑造现代汉语的作用有所淡化。二是教材中现代汉语对中华语言文化传统的继承探讨不足。三是文字和修辞部分内容简略、深度不足。文字部分因早年为服务文字改革设立，改革不提后内容单薄、定位模糊，而当前汉字已上升为文明层面的文化现象，亟需强化相关内容；修辞部分知识陈旧，仍停留在几十年前的体系，高校教学中多被忽视，且未融入汉语“大语法”创新体系，割裂了语法与修辞的关联。四是忽视语言与文化、社会生活的关联，受西方语言学影响侧重语言内部研究，未来在教材编写中应注意“语载思想、言传精神”等要求，展现现代汉语作为文化、思维载体的全方位功能。

复旦大学中文系陈引驰教授围绕“原创”主题，从自主、融通、育人三个核心方面展开。陈引驰老师结合学术背景、教材建设实践及行业现状指出，自主是原创的核心前提，需观念与实践并重。自主的实现需立足自身特性与中国性，既要拥有明确的自身观念，也要深入研究、扎实下功夫。在融通方面，需打破边界、兼顾多元维度，坚持“两个结合”，即坚守马克思主义指导、深入发掘传统资源，同时关注文明互鉴，还需注重跨学科融合，适配当前新技术、新视觉形式普及下当代学习者的认知方式，将跨学科视角作为教材建设和学术研究的必要补充。最后，在育人方面，陈老师提出教材建设需兼顾层级差异与多元配合，本科生与研究生教材各有侧重，同时可借鉴西方以文学理论史、读本形式开展教学及我国传统教学中结合典籍研读的思路，推动教材建设走向多元化，丰富教材类型并注重不同层级教材的配合衔接，形成完善的教材体系。最后陈老师强调，原创的实现需以自主为根基、以融通为路径、以育人为目标，教材建设作为核心载体，需兼顾观念创新、扎实研究、跨学科融合与层级适配，推动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与教学体系。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陈剑澜指出，研究中国传统文论的核心目的是理解与化用，“现代转化”虽为目标但成效有限，根源在于低估了阐释难度；20世纪以来，相关研究多采用“以西释中”“以今释古”路径，既成就了学科发展也带来诸多弊病。他围绕中西古今问题、中外思想互释之理展开分析，认为中国传统文论看似零散无系统，实则有实质系统与内在逻辑，冯友兰、陈寅恪、钱钟书等学者的观点印证了中外思想互释的合理性与复杂性，而现代学科建制虽与传统知识分类不同，但现有史论兼顾、同异互见的解释策略可应对各类差异。最后他提出三点意见：扬弃中西体用思维，坚持理论工具主义态度；深入研究外来学说，分辨其优劣并在跨文化视野中体认；推动中外思想深层义理融通，生成新意义，以意境说为例，强调借鉴外来理论实现传统文论现代转化的可行性，为相关学科教材写作提供思路。

会议第二阶段由国家文学教材基地执行副主任、北京大学中文系副系主任宋亚云主持，十位与会专家依次发言。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王立军教授进一步深化了对“原创性”的理解，将其拆解为“原”（自主，有别于外来体系）与“创”（创新，有别于既往体系）。他指出，语言学理论、古代汉语、现代汉语三个二级学科在原创性上的侧重点不同：语言学理论重在“自主”，古代汉语重在“创新”，现代汉语则兼而有之。当前面临的核心挑战是如何处理好学科知识体系、教材内容体系与教学编排体系三者之间的转化关系。由于中文学科自主知识体系尚未完整建构，从知识体系向教材内容体系转化十分困难，且现有各版本教材内容体系差异较大，二级学科间存在知识高度重复的问题。同时，实际编写中还须解决思想性如何有机融入以及如何把握主编个人创见与学科公共知识之间的分寸等问题。

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吴俊围绕相关工作及创意写作教材建设展开发言，首先分享了自身参与到的国家文学教材基地的相关工作，去年已完成中国现当代写作类教材整体性梳理，形成十四五万字的调研报告，其中七八万字已以4篇长文形式发表。接着吴老师聚焦中文创意写作教材建设，提出创意写作虽被认为是国外引入，但中国写作教材自成体系，体系性远超西方，且中国创意写作学科建设已达世界领先水平，得益于举国体制优势。同时强调中国古代写作传统的独特价值，并进一步提出创意写作的两大重要使命：一是突破狭义文学范畴，从整体写作类视角梳理中国写作传统；二是结合现代理论与中国古代原创理论，重新梳理中国写作理论，这一工作亟需在创意写作教材中完成。

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董晓聚焦外国文学教材原创性这一具体问题展开分享。首先指出，中文专业教材包含文学、语言学等各类教材，其中外国文学教材的原创性需以经典性为基础，近几十年中文系学生使用的口碑较好的外国文学教材，虽相似性大，但经得起时间考验，是原创性建设的重要基础。随后提出，外国文学教材原创性需把握两点：一是立足于本民族文化建构，中国编写外国文学教材，需面向中国学生、立足自身文化建构；二是立足于当下问题思考，指出教材编写需兼顾时代性，但尺度把握难度极大，强调经典性与时代性平衡的重要性，尤其当代外国文学教材编写更需谨慎处理相关问题。最后补充道向国外汉学专业推广教材时，潜在阅读对象应聚焦研究生和青年教师，这与中国学者、研究生学习外国文学时参考国外原文教材的习惯一致。

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教授钟进文表示近两年来他承担民族文学相关教材编写工作，已形成4万多字的完整调研报告。他指出，过去少数民族语言文学教材虽丰富，却多聚焦各民族文学的独特性；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出后，需转而强调共同性，但目前教材编写面临一种两难困境。结合原创性教材建设，他提出中国原创教材落地需先盘点中国语言文学学科的“底盘”，不应搁置民间文学和少数民族文学，二者恰恰体现了该学科的长度与厚度，忽视二者难以实现原创教材的突破。他特别呼吁重视民间文学，认为其是中华文脉和中国叙事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文学的世界性离不开少数民族文学，若不将其纳入中国文学体系，与国外史诗对话会存在缺口，学科发展需加强自身长度与厚度建设。钟老师最后强调，原创教材建设需立足中国实际，正视民间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的价值。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陈涛结合自身研究教学经历，聚焦数字人文教材原创建设及中国语言文学数字化发展这一主题进行分享。他指出，数字人文已成为中文类学科的必答题，学科层面需完成从传统学科到新文科的范式改革。随后分析当前数字人文教材存在的问题，并进一步提出数字人文教材建设需遵循“中文为本、交叉为要、原创为魂”，应坚持四大原则，即坚守中国本位、坚持问题导向、强化中国原创、突出新形态一体化，并构建四层教材知识谱系，包括核心主干教材、方向模块教材、新形态配套教材，同时需推出外文版教材服务国际传播。他强调，教材编写需中文学者、计算机学者及行业专家联合，破解文理割裂问题，重点解决案例中国化和工具自主化难题。最后，他提出中国语言文学数字化发展的三个关键命题：一是从学科叠加到范式重构，实现深层变革，推动研究方法跨界融合、人才培养从知识传授到能力建构；二是从工具依赖到理论自觉，明确数字人文是数字时代的人文学，而非人文学科的数字化；三是从内部循环到国际对话，通过推出外文版原创教材，助力国际学界了解中国数字人文，服务中文国际传播和文化软实力建设。

高等教育出版社文科事业部中文分社社长吴军结合高教社教材编写实践与遇到的问题，从政策速览、高教社实践、AI赋能、未来规划四个方面作汇报。吴军社长指出，教材编写需吃透政策、把握政治性与意识形态性，从国家战略层面理解原创教材建设的意义。为更好服务教材出版事业，高教社构建了完善工作体系，打造中国系列、新时代系列、经典系列三大原创教材系列；同时搭建培育平台，推动多种教材样态落地，强化协同保障，适配国家政策调整，配合高校主导、主编负责制推进项目。他重点强调AI赋能的重要性，指出AI可助力内容原创、创新教材呈现形态、提升编审传播效率，未来教材建设需突破单一纸质形态。最后，他提出未来三点规划：坚守原创内涵，扎根中国实践、兼顾中外借鉴；坚持施教力学，服务育人目标，优化教材编写与衔接；持续创新，以AI技术赋能教材全链条，打造精品化、数字化、个性化教材。高教社将牢记使命，与各位老师携手推进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助力教育强国建设。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刘玉才分享了古典文献课题组的相关成果，目前已完成了古典文献学教材数据分析平台（整合50余种教材）及AI助教的研发，相关成果获学校社科部好评并被重点推介。他指出，古典文献学虽自1925年便在北大分科、1959年设专业，但尚未成为成熟定型的学科，教材呈现碎片化、缺乏顶层设计与独立体系，分散于中文、历史、图书馆学等学科之下，而近年中国古典学的兴起为学科建构提供了契机，其课题组正参与中文学科自主知识体系课题中中国古典学知识体系的建构工作，认为可借鉴西方古典学成熟体系，建立以文本为核心的中国古典学体系。未来，课题组计划理清核心概念术语，借鉴相关经验编写文献学互联网教学手册。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周兴陆表示当前已到教材编写范式变革的关键时期，而更重要的是学术范式的变革。他指出，当前学术领域存在“政策阐释与学术研究”不适配的现象，学术范式变革虽进展缓慢但势在必行，并从三个方面阐述变革的必要性：一是语境转变，从20世纪的革命语境转向当下的社会治理、文化治理语境，人文社科更需强调人文精神培育。二是对传统的态度转变，从20世纪刻意与传统划清界限，转向重视民族文化根基、坚持本位并保持开放。三是价值导向转变，从过去强调人性、人民性，转向强调全体人的健全发展。他强调，唯有实现学术范式变革，推动对古代文学诸多问题的重新评价与认知，才能编写出具当代适应性、契合人才培养目标、适配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教材。

北京大学中文系预聘副教授、研究员李成晴结合课堂教学一线经验和00后、10后学生的视角，分享了对文学史教材的期待，核心围绕文学史教材的“文学现场”与“教学情境”展开。他指出，文学现场指文学作品产生时的用途，文本生成的动因与机缘，教学情境则是从教材文本深入其背后的文学情境。目前文学史教材中探讨的文学作品、理论框架多为文本性内容，并以《岳阳楼记》《醉翁亭记》《滕王阁序》为例具体说明教材中的文学作品也需还原其原本的文学现场。此外，他提出文明史与古典学的跨学科视野可融入教材编写，仍以《岳阳楼记》为例，文本的解读既涉及文学本身，还关联古建筑学、艺术学、考古学、历史学等多学科内容。最后李老师强调现有教材多侧重“专家之学”，未来可结合“通人之学”的视角，从古典学、文明史角度对教材进行进一步修订完善。

北京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研究员张学谦介绍了古典文献学课题组搭建的中国古典文献学教材分析平台，纳入1930年代以来40多部重要的综合性文献学教材，可通过AI进行对话和数据提取，便捷高效。基于调研数据，张老师总结了文献学教材在章节数量、平均字数和核心板块方面的发展和变化。同时，他指出现有文献学教材存在三大问题：一是章节多为目录、版本、校勘等分支学科的简单拼合，缺乏清晰学理线索，还会与专业单一课程重复；二是传统目录、版本、校勘规律基于传世印本文献，不适用于简帛、写本文献，且此类文献在现有教材中仅作为补充，不符合学术发展现状；三是部分教材纳入语言文字、专科文献等内容，将文献学视为所属学科的下位学科，导致与其他学科交叉重复。针对这些问题，张老师进一步提出了对策：即明确文献学以研究文献生产、流传、利用、管理为核心，聚焦文献的文本性与物质性，突破原有拼盘式教材结构，以文献形态（简帛、写本、印本）为线索，将目录、版本、校勘及出土文献等内容有机纳入。

    最后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党委书记贺桂梅进行论坛总结，并代表文学教材分论坛在总会场进行汇报交流，进一步明确了原创性教材建设方向、凝聚共识，努力为推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提供文学教材领域的学术支撑。